“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走了。

这位“农民代言人”9日清晨在北京病逝，享年102岁。

他多次向中央建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1982—1986年连续五年参与主持起草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推广、巩固发挥重要作用。他曾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

杜润生的一生始终与中国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和农民命运水乳交融，改变中国8亿农民守着黄土地却吃不饱饭的命运，也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打下基础。2008年，他在“日志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　0年论坛上，留下关于解决中国未来农业问题的7个思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减少农业人口，保证进城农民有尊严的生活；村乡一级直接选举、罢免政权负责人，组织农会；力求社会公共产品的城乡同等权利；争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不要激化；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性别失衡、少数村庄空壳化等矛盾；人的现代化。

土改中的出色表现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三年前的7月，人民大会堂里的一场生日会与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仪式一同举行。生日会主角获得“特别贡献奖”却并未能到场，因为彼时99岁的他已在医院治病。他就是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杜润生参与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主持起草1982—1986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五个“一号文件”。最为人瞩目、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提出“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推动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取得合法地位。

陈锡文是杜润生曾经的下属、学生，在杜润生去世后，陈锡文提起自己记得杜润生的一句话：“要接地气，不进村入户，不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就制定不出好的农村政策。”事实上，能制定出系列有影响力的农村政策，跟杜润生早年与农村结缘不无关联。

杜润生出生在山西太谷阳邑村，曾经参与领导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杜润生主持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提出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次年年初，中央决定召开全会，土地问题是议题之一。为了起草报告，杜润生两次被召进京。后来，杜润生又提出土改应分三个阶段进行。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出色表现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担任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设立中央农村工作部，目的是推行以后的农业合作化。杜润生后来回忆最早提出农村改革时，也是从土改开始讲述的。土改从封建制度下把农民解放出来，解除农民与封建地主的依附、被依附关系。土改完成后，向农民给出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成为新的重大问题。

杜润生主张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杜润生、邓子恢主张合作社形式应更为多样化，多种经济并存，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想多留一些个体经济，保存市场关系。1956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合作化”。

1980年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

之后，杜润生被调往中国科学院，而他再次回到农业系统工作时已是1979年，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79—1989年的十年，是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十年，也是杜润生一生中最为闪耀的十年。

刚回到农村系统时，在中央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很敏感、有争议的话题。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尽管仍有反对声音，但在杜润生巧妙措辞下，最终形成1980年7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布农村改革首个1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第一次以中央名义取消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自由选择。

杜润生后来回忆，中国农村建立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改造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变革。但变革微观经济主体，不能孤立起来进行，必须与其他相关制度联动，在改革整个制度环境过程中实现。而改革这个制度环境，诚非一举而得的事情。1983年，70岁高龄的杜润生被任命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一直担任到1989年后这两个机构被撤销。

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中央一号文件”

1982—1986年，杜润生连续五年主持起草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原农业部部长王郁昭评价说，“五个一号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

除包产到户，随后的4份“一号文件”分别确定：完善承包制，改革人民公社；鼓励要素流动，促使农业商品化以及终结30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并提出“改革没有退路，客观看待共富与先富”。

陈锡文总结杜润生在“穿针引线”中一系列充满智慧的方法论：研究问题“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两难选择中“两害取轻两利取重”的比较法；“把大家讲的东西集中起来”，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体现的“分散决策”方法；“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强求一致”的“学会等待”法，“这些方法论不仅活在农村改革的历史中，而且至今活跃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

杜润生自己生前曾经这样总结5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

1989年，76岁的杜润生正式退休，但他的心里一直牵挂着农民。他很多次提到自己的两大愿望，一是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1986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的杜润生曾向邓小平表达他的愿望，在20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杜润生依旧在呼吁他的两个愿望。

在2005年前后，年过90岁的杜润生依旧要求参加农业部有关会议，后来，耳朵失聪的他根本无法与现场参会人员交流，不得不放弃参会。

杜润生曾找到自己的门生，称给耳朵做个手术。门生们商议后，考虑手术可能给老人带来生命危险，最终放弃。

虽然不能参加会议，杜润生仍然坚持每天看报纸，一生关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

简历

杜润生

原名杜德，1913年7月18日生，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

1980年，提出可在贫困地区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

1981年，受中央委托支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肯定了责任制长期不变，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高度肯定。

1982年元旦，由杜润生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成为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杜润生多次接受中央委托，主持多个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

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撤销。杜润生离职后，继续从事农村经济和政策研究。

他参与主持起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1、1982年1月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明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文件对安徽凤阳等地农民自发实践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确认、推广。对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不但能够克服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带动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包干到户后，经营方式变成分户经营、自负盈亏。杜润生及其麾下首创性提出联产承包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的理论，充分承认农民的主体性，给农民足够自由和空间，解决了不被饿死的问题。

2、1983年1月2日《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完善承包制改革人民公社该文件从理论上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阐述，认为它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发挥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病，继承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在文件中，一项重大改革是明确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正是这个文件使人民公社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3、1984年1月1日《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鼓励要素流动促农业商品化该文件提出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明确承包期15年以上。鼓励土地承包权的转让，适度向种田能手集中。鼓励技术、劳力、资金、资源多种形式的结合，提出信用社和供销社制度的改革。建设和完善农村流通机制，促使农产品商品化，在城乡之间建设市场和集市促进商品流通。这个文件开始提出和鼓励农村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结合。

4、1985年1月1日《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终结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该文件提出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合作制度，推动农村劳力、资金、技术的流动和合理结合，提出十项经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鼓励农产品自由上市，自由交易。这也终结实施了30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

5、1986年1月1日《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

改善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该文件提出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文件指出要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在工业化过程中，力求避免出现农业停滞的现象。另外，国家开始从财政和税收里拿出资金来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由土地和人力投入变为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来稳定和增加农业生产，更重视资本和科技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