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智库中的小年轻人
如果说政府是国家决策的大脑，智库则可称为政府的“外脑”。现今，国家的发展与竞争，一定意义上而言，也是战略和智慧的竞争。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已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象征。
在各国智库中，美国智库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力最大，代表当今世界智库的最高水平。其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致有学者将之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
A 奥巴马办公桌上的35套方案面对近来急剧恶化的伊拉克安全局势，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专家马克斯·布特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必须立即向伊拉克派遣数量有限的特种部队和军事训练人员，以便定位空袭目标，向遭受重击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支持。同时，奥巴马必须向伊政府施压，促其认真推行政治改革，包括包容逊尼派、停止迫害逊尼派领导人、遏制总理权力等。这是针对伊拉克最新局势，来自众多美国智库专家的一家之言。
事实上，美国智库对包括伊拉克局势在内的重大国际问题一直频繁发声。2009年2月，奥巴马决定从伊拉克撤军前，办公桌上放了35套方案。这些方案包含的内容有：怎么撤军？撤之前怎么做？……都是来自智库的详细政策性分析，它们就摆在总统的办公桌上，只等他做出选择。2008年，海盗活动越来越猖獗，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出炉一份长达81页的报告，内容涵盖海盗行为的分析、危害、演变、对美国利益的损害以及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等多个方面。
B 重大决策背后频现智库身影美国国内第一批智库出现在上世纪初，它们大都从事长期性的政策研究，致力于把科学知识运用于研究和解决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之后，随着美国大萧条到来，对纯粹的科学分析和用孤立的行政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心受挫，专家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越来越司空见惯。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开始重视由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及社会学家相结合所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所以二战后迅速出现大批与政府签订研究合同的智库，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
上世纪60年代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智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向政策制定者推销政治主张，灌输各种思想。这些智库一般都有鲜明的政策、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力求影响当时的政治或政策。同时，保守派智库数量开始激增，其中的代表是传统基金会和卡托研究所。90年代至今，政治家后援型智库开始出现，其一般由具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或其支持者，以及离任后着力进一步推进其政治和意识主张的前总统等人创办，其中包括卡特中心和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
智库对美国政府决策能起多大作用？翻开历史，美国很多内政外交政策背后都有智库的身影。兰德公司曾完全主导美国的核战略、策划越南战争、谋划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是外交关系学会的意见。布鲁金斯学会曾构建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成功挽救西欧濒于崩溃的经济，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提出“巧实力”外交思想，最终成为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
C 智库数量质量影响力全球第一在世界各国智库中，美国智库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力最大，代表当今世界智库的最高水平。2014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总部发布第七份智库排名报告——《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根据报告，目前全世界共有6826家智库，其中美国拥有1828家智库，占全球智库总量近27%。美国有5家智库进入全球前十名，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排名全球前五位。
美国历届政府是智库的重要客户。以美国进步中心为例，该中心的许多研究建议都被奥巴马政府采纳，影响力不断上升，被称作是“奥巴马御用智库”。华盛顿的“K街”号称“智库一条街”，美国智库云集于此，天天盯着国会和白宫，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政策分析和研究结果“塞进”国会议员和政府要员的大脑。
资料显示，美国的绝大多数智库为非营利的免税组织，他们一般都强调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的色彩。然而，从一开始，这些智库就有各自的定位。专业人士称这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的定位“都为其研究先天地设定了有色眼镜”。
在美国，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政治的一大特色，形成咨询机制上的“旋转门”，即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转换。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进入政界前是哈佛大学的学者，离开政界后又成立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小布什执政时期的国务卿赖斯也如此，她在结束国务卿任期后，进入著名的智库——胡佛研究所。政界要人的“旋转门”为美国智库旋转出分量和影响力。
D 智库究竟如何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
首先，智库通过出版著作、期刊、研究报告和简报等方式来阐述观点和提出政策建议。其次，在国会委员会审查立法的听证会上，除政府官员、利益集团的代表外，智库学者也常被邀请在听证会上作证，这不仅为他们获得影响国会立法的机会，还可以通过国会记录受到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而扩大他们的影响。第三，所有的智库都会经常就国内外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举行对公众开放的论坛、研讨会、新书发布会、纪念会等，以此来同政府官员、同行、媒体和公众进行交流和互动。第四，许多重要智库都设有对政府官员进行培训的项目。最后，媒体是智库学者传播自己观点、影响公众讨论，从而间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重要途径。因此，智库学者非常重视同记者建立联系，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经过长期的发展，美国智库已形成成熟的经验和较为完善的运作机制。与此同时，新型智库也在不断涌现。有专家分析指出，智库在美国目前呈现出一些发展趋势。例如，产业化，已形成较具规模的政策咨询产业和战略谋划产业，并将此转化为巨大的效益。再比如，研究议题多元化。美国智库的议题无所不有，除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外，一些前沿科技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都被列为重点研究对象。高度国际化也是美国智库的一大趋势，智库的服务对象、研究领域以及对外交流等，都具有高度的国际化特征。此外，美国智库非常重视新媒体的发展和运用，利用网络这个平台进行大量信息交流，比如研讨会用视频进行直播，这使很多国家的学者不用出国就可以“参加会议”。
据《深圳特区报》美国四大智库各有特点
布鲁金斯学会：网罗一半的“中国通”
布鲁金斯学会于1927年正式成立，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在政治倾向上属于比较典型的中间派。布鲁金斯学会以“独立、非党派、尊重事实”为研究宗旨，有“民主党人的流亡政府”之称。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号称网罗一半“中国通”，其东北亚研究中心集中了一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主张与中国合作贸易反恐，曾经说服布什把APEC的中美峰会升格。
兰德公司：对华主张遏制加接触
兰德公司是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战略思想库之一，于1948年成立，总部位于加州圣莫尼卡，其特点是与美国官方特别是军方关系密切。兰德公司关于中国问题研究最著名的例子是其关于朝鲜战争中国将会出兵的准确判断，可惜当时未得到美国当局重视。兰德公司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许多建议曾被美国政府采纳，如冷战时期提出的“承认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在冷战后又主张美国对华采取“遏制加接触”政策。在台湾问题上，兰德公司建议目前美国应以“维持台海现状”为基调，既不鼓励也不逼迫台湾与北京进行统一谈判。
新美国世纪计划：顽固反华支持台独
新美国世纪计划成立于1997年，具有鲜明的新保守主义与冷战思维色彩，政策立场上一贯反华和支持台独，主张以台制中。该组织视中国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即使在“9·11”后美国政府将政策重点转向反恐，该组织仍继续强调美中关系的对抗性。主张确保美国对华绝对军事优势。在台湾问题上，该组织更是明确主张美国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与“模糊战略”，称美国应在大陆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时保卫台湾。而在香港问题上，更是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出面干预中国香港事务，不时散布火药味十足的胡言乱语。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由强硬到温和
该中心又称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于1962年，曾经有浓厚的保守色彩，被称作“强硬路线者之家”与“冷战思想库”。中心理事会下设的执行委员会网罗了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泰斗级业内大腕。近来，该中心政策已变得相对温和。中心主张建立并巩固中美最高层对话机制；称美国应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同时美国应在亚太地区扮演积极角色，但除非台海两岸都要求，否则美国不应在两岸之间扮演调停角色。据新华网
相关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IISS是英国顶级智库
英国智库如何做政府决策“推手”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均是享誉全球的英国顶级智库，分别在全球智库中排名第二和第九。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智库有政府大脑之称，常能“左右”政策制定。作为个中翘楚，IISS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如何影响英国政府决策过程，他们又是如何研究中国问题？
撒切尔主义的“推手”
2014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全球智库排名，两家英国智库进入前十：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居第二，仅次于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IISS也位列第九。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田德文对记者表示，这两家机构在英国智库中规模较大，影响也比较大。
智库的研究成果和建言献策在英国政治体系中不可小觑，特别是在帮助政府应对重要事件时。英国一家智库高级研究人员蒂姆·伊文斯表示，危机凸显出智库的重要性，危机时官员需要智囊，是智库受到重视的一大原因。如撒切尔上台后，为应对当时公务员和党员提不出什么新想法的局面，她选择了外部智库来为其提供新想法，并采纳一些建议，推行撒切尔主义。
智库对每一项政策发挥影响力不同，没有固定的渠道。可能会通过影响议会和内阁来达到影响决策的目的，也可能会为政府机构决策提供背景。遇到重大政策，英国政府会广泛征求意见，这样一些智库就会产生影响，特别是顶级智库，因为顶级智库长期从事某领域研究，专家多，且智库人员多与政府有关联，熟知政府运作，有针对性对政府公关，而政府高层也会更关注顶级智库的意见。
除通过研究和建言献策影响决策，智库还会通过举办论坛和设置奖项，邀请首脑政要参与，以提升影响力。
一直对中国问题高度关注
这两家智库一直对中国问题高度关注，在它们的官网首页显著位置均有中国问题的相关报道，两个机构都有专门研究中国的项目小组，对中国问题研究涵盖很多领域，在其官网输入“china”一词进行检索，符合要求的条目包罗万象，包括中国对外关系、中国对外经贸、中国安全政策、中国能源问题、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问题。
在IISS新加坡办公室工作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高级研究员钟伟伦博士表示，IISS是一个很大机构，有很多人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一些学者会中文，对中国有很深入了解。该机构还发表多个有关中国的报告。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也曾推出不少有关中国的重要研究报告，例如，2012年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名为“转移的资本：在中国崛起的金融中心”，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崛起如何对世界金融领域造成深刻影响，报告认为如果金融改革成功，中国终将在国际资本舞台上展现出金融大国的实力，并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担当重任。
除了这两家智库，英国一些主要智库都很关注中国问题。田德文表示，英国人对中国问题研究在欧洲国家中是比较早的，水平也是领先的。对于如何研究中国问题，钟伟伦博士表示，他们会选择公正的角度，也会关注中方机构和媒体的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在网站上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