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35年中，中国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8%——这是前所未有的爆炸式增长。但有迹象表明，中国奇迹正在走向终点——或者至少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的增长率一直在下降。2014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降到了相对较低的7.3%。

　　随着2014年临近尾声，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将继续面临强劲的逆风，至少与前几十年相比是如此。2015年，决策者将制定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他们将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增长目标定在多少？

　　在制定一国GDP目标时，首先要明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即假设内部和外部条件有利、未来增长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不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最快扩张速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了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今天，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要么来自技术创新，要么来自产业升级（将产能重新配置给更高附加值的新部门）。

　　但位于创新前沿的发达国家处于劣势。要想从新技术中获益，它们就必须创造新技术。相反，发展中国家拥有“后发优势”，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模仿、进口、综合和许可实现技术进步。结果，它们的成本和风险更低。过去150年中，发达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3%，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保持着7%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

　　中国在经历了35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之后，还剩下多少后发优势？我们需要考察其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考察这一差距的最佳办法是比较经购买力平价（PPP）调整的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差距越大，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也就越大。

　　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略多。这一差距大致相当于1951年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差距，在此之后的20年里，日本平均年增长率为9.2%；这一差距也大致等于1977年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差距，在此之后的20年里，韩国年增长率为7.6%。1967年的新加坡和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差距——此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率。由此类推，在2008年后的20年里，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应在8%左右。

　　但潜在增长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它是否可以实现，取决于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为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必须深化改革，消除经济中残留的扭曲因素。与此同时，政府应该更主动地克服市场失灵——如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这些失灵是伴随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中国有潜力通过内需——不仅是家庭消费——保持“鲁棒”（Robust，健壮和强壮）增长。中国不缺少投资机会，有充分的产业升级空间和足够的潜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住房和环境管理。

　　此外，中国的投资资源十分丰富。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总和还不到GDP的50%——以国际标准衡量属于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的私人储蓄相当于GDP的近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即使面临相对不利的外部条件，中国也可以在短期内依靠投资创造就业；而随着就业岗位数量的增加，消费也会水涨船高。

　　但是，外部环境会更加令人沮丧。尽管发达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进行了强力干预，启动了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但很多发达国家的结构缺陷仍没有解决。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收效甚微，欧洲央行正在步美国和日本的后尘，试图用量化宽松提振需求。

　　美国的就业正在增加，但劳动力参与率仍然不高，经济也没有达到衰退后反弹通常可以达到的6%~7%。美国、欧洲和日本可能将经历持续低迷，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

　　因此，中国的增长可能会低于每年8%的潜在增长率。在为下一个五年制定计划时，决策者应该将增长目标定在7%~7.5%，并在此范围内根据国际气候变化调整。这一增长目标有助于稳定就业、降低金融风险、实现2020年收入翻番的目标。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