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试点“二胎”政策28年 人口结构日趋科学

来源: 羊城晚报 　

山西翼城计生人员车月莲的记录本上，1991年西贺水村人口负增长  蒋铮 摄

山西翼城县王庄乡北丁村的计划生育宣传栏  蒋铮 摄

山西翼城试点“二胎”政策28年

不仅实现“少生一代人”

人口结构、生育观念也都日趋科学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蒋铮（发自山西）

10月20日，佛山市南海区32岁的村民关德芝拿着一张纸，有点烦。她刚生了第二个儿子，本来是件大喜事，计生人员却带来了一张《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告诉他们要交超生罚款，夫妻俩总数是14万元，否则孩子就上不了户口。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这相当于全家辛苦四五年的全部收入。

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德芝违反了“一胎半”政策，简而言之，只有当她头胎生的是女孩，才能再生第二胎，否则就算超生，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关德芝如果知道山西翼城这个小县城，恐怕心里会挺不是滋味。

在这个晋南小城，农村人可以正大光明地生二胎。当地计生政策规定：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前提下，农村妇女只要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不早于28岁生育第二胎，便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试点从1985年7月开始实施，已执行了整整28年。翼城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人口特区”。

放开“二胎”后，翼城各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一直优于全国——1982年至2000年，全国人口增长25．5%，翼城县仅增长20．7%；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为106．1。2000年到2010年，山西省人口增长率为9.98%，年均增长率0.96%；翼城县人口增长率2.71%，年均增长率0.27%。

翼城发生了什么？

“扎口袋”效果不彰

试点25年精确达标

“所有人都傻了。我当时反复问了几次，以为是听错了。”1985年7月，冯才山在翼城县龙华镇当党委书记兼镇长，收到“允许二胎”的上级命令时，懵了。

那时正是全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的“扎口袋”时期。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发，“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在冯才山所在的中国基层干部眼里，“提倡”被解读为“只准”。

“中央说了提倡只生一个，可没有说允许生两个嘛！”冯才山介绍，当时翼城全县从城市到农村，都要求严格执行“只生一个好”，为了做表率，县上的许多干部、党员家庭，都带头做了绝育手术，其中也包括冯才山的妻子。

即便这样，老百姓也并不乐意。“翼城是农业县，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家里孩子少，尤其是男孩少，老了连地都种不上，虽然有20多支手术队天天下乡排查，给老百姓做上环、结扎、绝育，大家还是想着法子偷着生，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果并不好。”到1985年，翼城县还基本上找不到独生子女户。

试点25年精确达标

在计划生育执行最严格的时候突然“松口子”，让整个翼城无法想象。事后他们才知道，翼城成了全国的“人口特区”。而这个“人口特区”的倡导者，是当时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教授。

根据“到2000年把中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梁中堂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模型：“我对实行只准生一个和允许70%的妇女生两个，实行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间隔的办法分别进行了预测和分析。我认为后者才是可能被农民普遍接受的好政策。”

所谓“晚婚晚育加间隔”，是指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在《婚姻法》法定年龄后3年结婚初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第二胎。

1984年春节前后，梁中堂向有关部门提交的报告。这篇报告随即被转到计生委，计生委政策研究处工作的张晓彤和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在此基础上给国务院写了题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

1985年春节，梁中堂再次上书，希望在个别县试点他的方案。国家计生委将报告批转到了山西省。

1985年7月，经山西省委、省政府同意，最终确定在翼城开展试点。

这个选择是有原因的：翼城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它是全国计生工作先进县，干部工作得力；当时全县人口26万，恰好是山西总人口的1%，按照梁中堂的测算，2000年总人口可以控制在300331人，恰好接近中央下达给山西省人口目标3000万的1%，具有标本意义。

25年后的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大考”，翼城交出了满意的答卷：2000年，全国人口达到12.7亿人，超标7000万人，误差6%；而翼城全县人口为303258人，误差仅1%。

“人口特区”至今“试点”

1990年至2002年，冯才山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是翼城模式的践行者，也见证了翼城人口政策试点的成功。

在王庄乡北丁村，告老还乡的冯才山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他和老伴住在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种白菜、刀豆、茄子，和邻居们一样，自给自足。和老乡们唯一不同的，是他客厅里满满两书架的人口论著、翼城年鉴。

冯才山介绍，1985年施行的“二胎”政策，要求女方达到23周岁晚婚年龄、生头胎时达到24岁晚育年龄，间隔6年、达到30周岁就有权生育二胎。2009年，翼城的30岁年限提前到28岁；目前基本放开了生育间隔年限。

车月莲是南梁镇西贺水村的老计生信息员，今年67岁。从1970年开始负责该村计生和村医工作至今，全村1962人，一小半是由她接生的。

对于西贺水村执行“二胎”政策前后的变化，车月莲如数家珍：“1980年是执行‘一胎’最严格的时候，但全村也只有17对夫妻只生了一胎，违反计划生育的罚了十多家，有些因为实在没钱、罚不到。而实行‘二胎’政策后，全村即使偶尔有被罚的，也是因为提前生育；至于生三孩的家庭，28年来一家都没有。目前全村共有464户人家，其中二胎户有300多户（含双女孩户48户）。”“政策更加人性化，得到群众的拥护，干部的工作也好做了。妇女的头胎生育年龄从18岁推迟到23岁，延迟5年，达到了‘百年少生一代人’的实际目标。”

在一本陈旧的笔记上，车月莲记录了从1986年到1998年间的全村生育情况。记者一页页翻看，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从9％。一路降到最低的3.5％。。1991年、1992年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另一本后续记录里，则有本世纪以来的人口出生死亡数据，全村人口继续保持着稳定的发展水平。

而在城区执行“一胎”、农村执行“一胎半”政策的广东佛山南海区，2012年的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是4.94％。。

作为一个“老计生”，冯才山甚至预测：“时至今日，翼城‘两晚一间隔’也不需要了，只要严格禁生第三胎，就不会出问题。”

但冯才山没有想到的是，“三不”原则一执行就是28年。“成效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至今仍在试点？”

人口观念的巨大转变

冯才山如此总结翼城“二胎”28年的变化：“‘两晚加间隔’的二胎政策，让翼城农民从‘要我计划生育’转变为‘我要计划生育’。以前提倡生一胎的时候，基本找不到愿意只生一胎的家庭，现在主动选择一胎的家庭却来越多；计划生育刚推行的时候，三孩屡禁不止，现在则是凤毛麟角。当初的设想现在已变成了现实——‘晚生晚育’、‘少生优育’、‘生男生女都一样’。”

“现在人们的观念大不一样了！”生了两个女孩的西贺水村村长张长江已经50开外，他对自己的两个闺女视如珍宝。

翼城人生活环境和价值观、生育观的改变，让“二胎”政策水到渠成。在与村民、市民的探讨中，羊城晚报记者总结出大家主动选择“二胎”乃至“一胎”的原因——

首先是对“男丁”的追求不再执著。依靠徒手劳动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地处平原的翼城乡村，耕作基本实现半机械化，“女人一样可以种田。”过去担水、挑柴等粗重家务，也被自来水、车辆运输取代。

其次，是养儿育女的经济压力“倒逼”想多生的家庭越来越少。绝大多数家庭都觉得，养育两个孩子已经是家庭经济能力的上限，但在翼城，很有钱的生意人也不愿意养3个孩子。“因为太费心。”翼城计生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记者发现，相比外地，翼城的“双女孩”率、单女孩率比例也很高。“女儿也是传户人”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对女儿的喜爱，甚至超过诸多经济发达城市。

据悉，早在2006年，翼城县6万多户家庭中，就有15%是双女孩户，其中4000多户招了上门女婿。有趣的是，翼城现任主管计划生育的副县长，就是“上门女婿”，“孩子跟妈妈姓，或者两个孩子一个跟爹姓、一个跟妈姓，这在翼城来说太普遍了。”计生委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翼城县计生局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翼城农村家庭的一胎率高达42%，其中有不少是女孩。截至2013年10月，翼城（包括城市和农村）有独生子女家庭9021户，独女家庭4980户。

35岁的西贺水村村民宋朝霞便是这样一位主动选择“独女”的农村母亲。

宋朝霞的丈夫是包工头，收入在当地很是不错，一年能挣5万元左右，她在家伺候3亩地，基本上能包全家吃喝。但这些年来消费水平高了，全家一年能存下2万元已经很难得。“女儿在武池中学上学，住校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要三四百元，将来读大学的支出只会更高。如果还生个儿子，还得给他‘攒老婆本’！”

西贺水村隔壁中卫乡的人望村，已经成为鼎鼎有名的“驸马村”。据介绍，全村200多户家庭中，双女孩户超过四成，独女孩户也有几十户，招上门女婿已蔚然成风。“很多本地男娃也愿意当‘倒插门’，可以省大笔结婚费用，至于孩子跟不跟爹姓，大家都不怎么在乎！”

翼城也有“一胎”政策

在翼城调查期间，记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相比执行“二胎”政策的农村，城市的“一胎”政策贯彻却并不那么成功。知情人透露，翼城城乡生二胎比例其实差别不大，城里人不准生二胎，就“找办法生”。

在翼城市政府对面，是翼城市区最大的小学——北关小学，10月24日下午，学生们和寻常一样，排着整齐的队伍放学。家长们在不远的巷口里等着孩子解散回家。闲聊中，家长韩苏娟告诉记者，翼城家庭很多实际上都生了两胎，“这些走出来的娃娃，大多数都是有兄弟姐妹的！”

“没‘关系’的交超生罚款，有‘关系’的就花钱搞二胎指标，大概2万元就能搞到一个，就算纳入‘计划内生育’。”一位知道内情的人士透露。

市民老张便是这样一位搞到指标的父亲。大儿子已经高二，小儿子在小学五年级。“当时想着生一个闺女，‘一男一女是福气’，没想到生出来老二还是儿子，那也没办法了，家庭压力一下子大了不少。但还是两个孩子好，失独家庭太可怕了，两个孩子毕竟‘双保险’。此外，两个孩子照顾两个老人，将来也能分担压力。”